近年来开幕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，作为最高规格的中共中央会议，这次会议释放了关于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信号。概括梳理，至少有以下几点：

1.系统阐释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；

2.经济增速预期料维持7%；

3.财政货币政策基调双宽松；

4.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五大任务；

5.“房地产”一词重现经工会；

6.人民币将继续小幅贬值；

7.展现决策层经济理论建构雄心；

8.更高调强调舆论引导。

1、“房地产”一词重现经工会。

以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一直备受市场各界关注。

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地产业是“支柱产业”，直接推动了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暴涨，而此后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连年提及“地产调控”。

2013年、2014年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都通篇没有提及“房地产”一词，表明地产已恢复“常态”，严控房价已无必要。

而今年中亚个经济工作会议反复提及房地产，政策基调已重新转向正面。

房地产库存高企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点，会议公报要求化解房地产库存，稳定房地产市场，并明确“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”，这意味着未来购房行为将得到更多鼓励，住房贷款的优惠措施将再度加码。

针对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严重不景气，会议要求落实户籍改革，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在“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”，针对农民工购买力相对弱的现实情况，会议要求建立“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”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鼓励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以出租为目的购买库存商品房，这意味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政策，将完成“一百八十度转弯”，指向鼓励居民和机构以获得稳定现金流收益为目的的投资性购房。

会议还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整营销策略，适度降价，但在市场化条件下，这种倡导的实际意义有限。

2、人民币继续温和贬值。

今年的会议公报，提及“完善汇率完成机制”，这一表述虽不起眼，但信号意义明显。前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都没有提到“汇率”。

2015年，央行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，实现了人民币一次性小幅贬值，人民币纳入SDR(特别提款权)篮子后，决策层更持续释出人民币汇率要更加市场化的信号，央行更于本月明确表示人民币要盯住“一篮子货币”而非美元。

由于美元升值过快，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外的主要货币仍在升值，出口面临更大压力。随着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利率政策走向背离，美元2016年可能更加强势。“完善汇率形成机制”，正是要避免人民币跟随美元过度升值，让人民币对美元出现适度小幅贬值。当然，在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下人民币缺乏大幅贬值的条件。

3、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向宽松方向调整。

今年的会议公报在阐释宏观政策走向时，特别定调这一政策基调覆盖“明年及今后一段时期”。会议公报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阐述，和去年相比出现微调，释放更明确宽松信号。

去年会议公报指，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”，今年会议公报调整为“加大力度”。一词之差，财政刺激力度进一步加强的信号非常明确。会议公报明确要实行减税政策，并相应地“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”，表明政府既要以减税让利企业，又要维持较高财政支出以稳经济、保民生。

关于货币政策，公报表述从去年的“更加注重松紧适度”，调整为“灵活适度”，并且明确提出要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”，如果说“松紧”和“灵活”两个词的差别比较微妙的话，明确提出保持“流动性充裕”的目标，反映出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下偏向宽松的取态，明年央行将继续采取降息、降准等宽松措施，几无悬念。

4、系统阐释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。

近年来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有一个关键词。

2014年会议的关键词是“新常态”，会议公报对“新常态”下的九个特点进行了系统阐释，而今年会议的关键词则是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“结构性改革”一词在会议公报中出现了15次，频率之高，堪与去年的“新常态”相比。

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自上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，全面进入大众视线。在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，外界对这次会议定调“供给侧改革”已早有预期。

会议公报指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“重大创新”，是适应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“主动选择”，是适应新常态的“必然要求”。由是，“新常态”和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建立起“状态”和“对策”的对应关系。

供给侧改革的根本落脚点，是提高“全要素生产率”。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要素投入的效率共同决定的，经过三十多年来的长期增长，中国已无法再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，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增，简单靠增加资本、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老路已经走不通了。

5、经济增速预期料维持7%。

按照惯例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明确对第二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要求，这一目标最终在次年召开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由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外公开。

外界普遍预期，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下滑，也在猜想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否会再度下调增长预期，从2015年的7%进一步下调到6.5%。

从会议公报的措辞来看，高层应该没有做这样的决策。会议公报对政策基调的定调仍维持“稳中求进”，在谈及要扩大有效需求时，财政和货币政策，更明显加码，直指稳增长目标。

公报多处提及2016年经济工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“攻坚期”的意义，而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强调“十三五”期间必须保持年均6.5%的增长率，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开局之年，把增长目标定在“十三五”年均增长目标的下限可能性不大。

6、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五大任务。

与往年相较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，在形式上出现明显调整。关于第二年的经济工作部署，不再从宏观、产业、区域、三农、民生等不同具体领域展开，而是直指“五大任务”，即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。

去产能对应传统产业尤其是重资产、周期性行业的去过剩产能。关于这一任务的提法颇有意思，“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……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。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、少破产清算。严格控制增量。”

这表明，去产能过剩不能触及社会稳定的政治底线，尽可能通过行业内“合并同类项”的方式温和推动去过剩产能，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增量的控制可能相对强有力，但消化存量的过程注定还比较漫长。

去库存对应去房地产库存（后文会详细展开）；去杠杆对应控制金融风险；降成本主要通过降低税费和调整能源价格实现，其中，降低制造业增值税对于控制企业成本意义重大，降低社会保险费，研究归并“五险一金”，将增加就业者的实际收入。补短板主要是补齐民生、产品、产业方面的短板，强化扶贫、产品和产业升级、农业等领域工作。

7、展现领导人理论建构雄心。

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罕见提出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”。与此相关的背景是，11月30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传入我国，并深刻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政策实践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”，反映出最高层在经济理论上的考虑，要适度地在理论上“去西方化”，用“中国理论”指导“中国实践”。

8、更高调强调舆论引导。

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首度提及执政党领导经济要“强化舆论引导工作”。而今年会议公报关于“舆论引导”的表述从去年的8个字，拓展成了71个字。

公报称：“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，善于把握本质、主流和趋势，善于把握社会心理，善于把握时、度、效，深度分析，主动发声，澄清是非，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”

近年来，随着新媒体的全面兴起，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议论更加活跃，而同期经济增速下滑，部分地区、行业的经济困难又是实情，因此舆论场上常见一些对经济金融形势比较悲观的看法。当下经济探底尚未完成，高层强调“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工作”，也从侧面反映出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舆论在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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